另一种是做得太少因此太软弱。
而中国的宪法实施并非以司法为中心的实施，在主流的宪法实施理念中，没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区分，也缺乏三权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宪法实施不能仅仅依靠制定宪法文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而是需要人民宪法观念的发展孕育加以配合，才能实现宪法秩序。
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反对党，对宪法问题的思考主要是批判性的。从学说史的角度，宪法实施概念则可追溯的更早。十亿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当时的代表性学说认为：如何方能使宪政的实施有一个永久的保障呢？首先就是要有民众来做后盾，就是要使民众明了宪政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人民明了了宪法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保障之后，然后才能引起他们对宪政的需要，起而爱护宪法，进而保障宪法，然后宪政的基础方能稳固而久远。[45]〕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宪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谢觉哉，时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研究会的负责人。
[40]梁文海：《制定宪法与实施宪政》，载《抗战时代》1936年第3期。[58]比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一）设定正常人情识别参考标准 设定正常人情识别参考标准即指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以及民众的合理意见诉求，明晰正常人情的识别准则与依据。
又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虽然列明了相应的卡券范围，但未涵盖电子礼品卡。可参照《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省第七次党代会和五一端午两节期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的通知》第1条之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互相吃请，换届选举后不得搞弹冠相庆，无论用公款、私款一律禁止明确规定，将私款送礼一并纳入监察范围。法律（亦即司法过程意义上的那种法律）的目的就是司法或者实施正义。救济机关受理申诉后的审查过程，需面向申诉人及被申诉对象适度公开，并提供交互式的举证、申辩途径。
[7]朴广熙：《论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和结构特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4期。另一方面，就监察方式而言。
法律秩序乃是对人们活动的一种限制以使每个人都处于其被指定的位置之中并维护社会秩序之现状。应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为主导监察主体、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为协同监察主体、所在单位下设职能部门为辅助监察主体。一方面，婚丧嫁娶之特殊人情礼识别标准过于原则化。[6]郑家奎：《当前人情风泛滥原因及治理措施刍议》，《清江论坛》2012年第2期。
其一，监察主体，即是在干部交结预防过程中履行主要监督检查职责的相应监察部门。例如，《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宴请报告备案制度》第1、2条，就办前报告、办后备案事项予以了明确规定。唯有正确引导并科学规制该类命题，方能在正常承续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在源头上遏制人情礼异化所滋生的腐败。黄丽云，西南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第2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3条之规定皆就礼金、礼品、消费卡等财产性利益予以了规定，但未涉及娱乐健身等服务性利益，从而遗留了一定的查处漏洞。追责方式应以预防式警告、训诫乃至调离直接责任人为主，若造就既成事实及严重、恶劣影响者则施以事后惩戒。
[40]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以对抗组织审查[24]、北湖五毒局长陈全彪想方设法培养亲信助其敛财[25]即为该类行为的典型。
[22]作为一种利益共同体，所涉成员必然为避免信息暴露而受到处罚，彼此团结起来、互相掩护。另一方面，就监督方式而言。相关规范设定就公款安排活动、公款用车、公款吃请等皆予以明确禁止，但私款送礼往往根据各地实际风俗习惯而定，较少绝对禁止，则遗留不少模糊操作空间。既要禁止接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产性利益，也要禁止接受他人赠送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等服务性利益。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原因[6]、特征[7]、现状[8]、责任追究[9]及相关制度建构[10]等问题展开，较少基于相关规范设定,针对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展开系统的规范分析。再如，《中共晋城市委办公厅、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车私用和领导干部婚丧事宜从简的规定》第6条规定：反对铺张浪费的原则，移风易俗，不大操大办。
（三）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挂靠他人监督规范即指就挂靠他人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二）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 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即指就相关规范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范从规制内容到设定方式皆予以充实完备。
[15]若相关规范不能完成对习俗、风尚行为准则的清晰设定，则难以实现对趋向异化之习俗、风尚行为的有效规制。例如，可将礼品礼金、消费卡、加油卡、电子卡、电子红包、旅游、娱乐健身等具体禁止事项予以明确列举，将其他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得财产性、服务性利益事项作为兜底性表述，而避免不周延的规范表述可能生成的规则真空。
相关禁止性规定中大多指向常见的财产性利益，较少涉及服务性利益。[39]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43]完善该类规范即旨在保障并维护所涉干部应有的合法权益，从而于其所在组织序列中彰显基本的制度正义。一方面，就规制内容而言。交通银行宋峰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2]、甘肃原常务副省长虞海燕培植私人势力，腐蚀纪检干部[3]、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4]，这些案例事例的发生皆与领导干部人情泛滥存在直接渊源关系。例如，《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5条即直接承认并允许正常人情礼的存在。
一方面，限定设宴规格与宴请收礼量化标准。应立足于政策选择，循序渐进的推动法治秩序的构建和进化。
可参照《广东省司法厅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实施细则》第6条、第7条之规定，明确所涉选人用人、廉洁自律等信息的统一归口登记、处理职能部门，并建立‘12380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而健全举报受理情况季度分析、举报及核查情况定期通报等相关制度。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是必然的，明确性的语言对于立法活动来说是一种追求和渐进实现的目标。
[18]邓正耳：《要遏制网络隐身送礼》，《经济日报》2015年9月7日，第13版。亲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下同）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馈赠、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
法律应尽少促成犯罪同伙之间可能的团结。尝试运用实名交易、记名支付、人脸识别、网络交易大数据分类备份、网络交易异常数据自动预警等手段，来破解网络送礼所涉信息隐藏、信息筛查等技术难题，从而实现对网络送礼的有效监管。（二）设定网络送礼监督规范 网络送礼监督规范即指从送礼内容到技术手段，就网络送礼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例如，《关于做好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第7条、《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展会、节庆、论坛、研讨会活动管理的通知》第6条、《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关于五一、端午期间廉洁过节的通知》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秋国庆期间集中开展节日纠风工作的通知》第3条、《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检若干规定（试行）》第10条皆就公款安排活动、公款用车等事项予以了禁止性规定。
领导干部排挤行为一经认定属实，视情节轻重则需承担记过、降级、撤职等行政处分，对被排挤对象造成严重人身、物质或精神伤害者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福建长乐村主任在换届选举中威逼他人退选[30]、东莞警队成员不参赌或被领导排挤[31]即为该类行为的典型。
（三）挂靠他人名义形式 该类形式即指在登记机关登记的动产、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显示为他人所有，而实际持有人则作为受益人来规避监察。[12]但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承继礼尚往来传统习俗的同时，金钱至上的观点也大行其道。
[41][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通过网购、扫二维码找到网店兑换礼金[18]与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在其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索要红包[19]即为典型的网络送礼。
